在恩施，留在村里的女人组成了一支丧葬乐队｜三明治

在恩施，留在村里的女人，组成了一支丧葬乐队
文 、图| 旁立编辑｜万千

一

要去参加的这场葬礼在芭蕉溪。一位老人在他的96岁去世了。车穿过泡桐坝、红杉溪，20分钟后到达了一个坳上，再往下走个50米就是要去的那户人家。斜面是一个山谷，里面是很多土家族典型结构的木房。

有人扛来了很多白色的花圈，又抬来了一块牌匾。他们站在坳上等待乐队一起进入。进村通道因车流量大，路窄，出现了堵塞。晚来的一名乐手被堵在路上，最后只好托着鼓跑了上来。

几个村的乐队都出现在这里。三支乐队都由女人组成，教她们的男师傅也出现在其中。师傅吹小号，负责起歌，扛起整个队伍的“气势”。她们身穿青绿色的制服，手拿西洋乐器，在一场传统的农村葬礼上显得新奇而割裂。”要的就是这个。“有人告诉我，乐队看起来洋气，他们的出场会让主人家有面子。

热闹就是农村葬礼的首要标准。有很多种事物可以“凑热闹“：花圈、爆竹、乐队、花锣鼓、酒席的桌数，出席的人数。热闹是没有限度的。为了让丧事显得更闹热，就要请更多的乐队，炸更多的炮火，买更多的花圈。

乐队的生意越来越好。有时候，乐手们一天要参加3-4场葬礼，甚至会被不同的人请去参加同一场葬礼，在同一场葬礼上演奏多次。

站在这几支乐队旁的是由6个年纪较大的男人组成的”花锣鼓“（由唢呐，锣鼓等组成）。“花锣鼓”是一种传统的葬礼表演仪式队伍。中式乐器。我旁边的两个中年男人在谈话，一个男人说，找这帮搞乐队的女人有时候有点烦，人太多了，你喊了这个不喊那个，不是得罪人吗？

另一个男人开始从眼前的“热闹”中寻找一些商机。“在农村要赚钱就要赚老人和小孩的钱。想想看，谁家的老人死，不管再穷，都会大办一场，有面子。依我说，我们这些男的，自己搞一个，这样多好。”

死了人请乐队是近几年才兴起的，乐队师傅告诉我，“就是在这五年发生的。“在以往，这里的葬礼都是由中年男性组成的花锣鼓队伍来完成这一仪式，“现在男的多数都外出务工了。”恩施是距离武汉省城最远的下一级行政区，是一个劳务输出的重地。年轻男女去珠三角、长三角打工，结婚生完孩子后，很多女性会选择留在村里，男性则因为能赚取更高的工资而多选择外出务工。留在农村里的女人接替了男人，在葬礼上开始了表演。

二

龙坪村共有20多位乐手，都是女人。这支乐队相较周边村组建时间算晚，人数也不算多。隔壁乡有多少乐手谁也说不清，大家只说“好多人，太多了。”

说是丧葬乐队，实际上也不局限在葬礼。结婚、开业等红事也会找她们，这类红事，要吹奏喜庆的乐曲，比如《九妹》《家和万事兴》《好日子》，乐手们也要换一身红色的制服。今年后半年，乐手们参与的白事比红事多，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白事。

“今年死了太多人。“师傅说。最近半年他每个月平均参加了20多场葬礼。

林冬住在河对岸，田继红开着一辆电动车去接她。三月份的时候，早上五点多，天还没亮，林冬和田继红就去了离家三公里外的水电站。

水电站的深处有个大水塘，四周无人家。这是林冬和田继红练习乐器的地方。俩人进度一致，都是刚加入“丧葬乐队”。田继红的丈夫刘波是为数不多还留在村里的男人，他买了一辆拖拉机，帮人拖沙子、拉砖块。同样，他们也有两个孩子在上学，这让田继红无法外出打工。“没办法，只能留在家里。”母亲在她9岁时就去世了，小学五年级的上学期，田继红辍学回家，在家一直做农活。后来在温州的一家工厂里认识了刘波，两人在次年结了婚。2004年他们去往福建厦门一个镇上的鞋底厂打工，负责给鞋底刷胶，车间里味道非常刺鼻。她发现自己怀孕后，两人便决定回到村里。去年她承包了6亩茶林，每年收入在3至4万左右。

冬天没有茶叶摘，失去了收入来源，这里的女人们总是很担忧，她们想尽办法去找一些事做，挣一些钱。有人去山上挖老虎姜——一种药材，每斤8元，一天能挣4、50元。做2桌豆腐，可挣60元。选白术，10个小时能获得60元。

林冬决定去学乐器的主要原因是想多挣一点钱。在一次葬礼上，她看到同乡李菊红拿着鼓在敲打，看起来很轻松，但敲这么一次就能挣100元，还能得一个20元的红包，一包20元左右的烟（有时候是10元的烟）算下来，一场表演能挣到150元。如果去做这个“工作”，便会给家里带来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。

她瘦削，个子不高，长得秀气，染着淡黄色的头发，林冬和我妈来自一个地方——“盖上”——一个比龙坪村更穷的地方。她家离我家不远，而且离集镇更近，是一座两层楼高的石房子。好几次我和我妈去赶集时路过她家，我妈就忍不住赞美，赞美她有一个“中用”的男人，“从那么穷的地方搬到了这里。”

几年前她和丈夫住在离集镇十几公里的深山里，她自己形容那是一个“最穷的地方”。只有几户人家居住，去往任何地方都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。我去过那里一次，是在一个雪天，山路崎岖，屋子都被山林掩盖着，只听得见雪压断枯枝的声音。

我决定在一个下午再去一次，这一次我走了近三个小时。林冬家在村子里的最里头。通往她家里的那条小路已经被杂草、刺丛所覆盖。房子是吊脚楼结构，表面上有了一层青色的霉菌，从远处看，那座房子就像被山里的绿色所淹没了。房子的几块窗户破碎了，能看见屋里面的烤火用具和电饭煲。堂屋里有牛屎。两公里外有个小村子，只剩几位老人住在那里。就在这几年，林冬的哥哥家和条件稍好的几个家庭都搬去了山下。

还住在山上时，多数时间，林冬的女儿都是独自一人去村里的小学上学。从6岁读学前班到11岁五年级住在学校，这五年，林冬的女儿每天都要在6点左右起床。小孩走路慢，通常要走3、4个小时，刚开始几乎天天迟到。往返路上有时打雷有时下雨，有时候天已黑尽。而冬天最可恶。林冬说，她和孩子的父亲都懒，懒得起来做饭，便在前一天晚上做一大锅菜，次日早晨，让女儿自己用电磁炉热一热，吃一吃。

山里的温度适合种烟叶，住在在我家对面山上的人都依靠种烟来生存。山很高，层层叠叠，在冬天呈现出一种懒惰的绿色。夏天的夜晚，如果仔细看，山上的平坡会出现一些模糊的灯影。小时候我断定那都是鬼火。有灯影的地方就是荒山中的烟地，由于离家远，烟农们便直接搭了棚子在荒山中住了下来。

种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，6、7月时开始忙碌了，先刮烟叶，放入箩篼，每挑100多斤，林冬家附近没有公路，得自己挑回家。再把烟草挂在竹竿上，而后放入烤房。为了保证烤房的温度，必须每隔3—5个小时就要加柴一次，保证烤房内温度适宜。在40度的温度（小火）升至60度（中火）后，再加热至70度（大火），烤一房烟叶的周期为7-8天，如果种了20亩的烟叶，则需要烤40天左右。

那时林冬和朱勇依靠种烟一年能挣5万左右，他们一直在存钱，想存钱离开那个地方。林冬的舅舅家在我们村，他只有个嫁得远的女儿，便说服林冬一家下山住在他家，条件是，照顾他直到死亡。在帮忙养老送终后，房屋、田地便都归林冬家。林冬说，最后还是给了舅舅一万五千元，等于也是买了这套木房子。

林冬还记得那天家里摆了十多桌酒席，算是正式宣布从那个遥远的山里搬下来了。

但两年后，林冬的舅舅反悔，表示不需要他们的照顾，让他们回到山里。”但我舅舅生病了我们可是去医院照顾了很久的。“最后两家打了一场官司，法院判林冬的舅舅赔偿两万五给林冬家，”舅舅说没钱，打欠条。我丈夫说给他少一千吧，两万四，但要给活钱。“

也算是巧合，林冬碰上了现在盖房子的这块地，用舅舅赔偿的两万四买了下来。

三

村里建了一个凉亭，午休时分，乐手们就在这个亭子里练习。一支丧葬乐队一般需要6个人，四个吹奏，两个敲击。得到的报酬都相同。敲击的乐器简单易学，但周围会的人太多了，林冬和田继红认为“没有竞争力”。师傅让林冬学习长号，让田继红学习中音号。林冬有些不情愿，她认为自己太矮了，长号的伸缩管伸出去，说不定都能碰到地面了。但师傅说小号太难学，中音号有些重，长号更适合她。

林冬和田继红在网上分别花了800元、1500购买了一把长号和中号。林冬读到小学二年级，田继红读到小学五年级，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说，连字都不认识几个，面对一个西洋乐器，要怎么学呢？她们用的是最“笨”的办法，“跟着师傅，把一个个音符一个个按键死记硬背下来。”

师傅收取600元，称包教会。晚上，师傅把要学的曲子的简谱先读下来，拍成视频，发给每个乐手，让乐手们先把曲子的简谱背熟。

但这里的女人们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时间。早上七点要去摘茶叶，下午2点40分要去学校接孩子，回家后要给孩子做饭。晚上要做全家的晚饭以及诸多家务。只能早起，五点就去练习。中午午休时再练一个小时。田继红上厕所、做饭都带着简谱，睡觉之前都会打开记忆几遍。

摘茶叶的时间同样需要利用起来，为了节省手机的电量，女人们花了二十多块钱，在网上买了一种能戴在手上的蓝牙音箱，一边摘茶叶，一边跟着师傅唱，夏天天很热，戴着帽子，听着谱子，手里摘茶，嘴里还要跟着念谱，"能用上的都用上了。”

练习两个月后，林冬的一位亲戚去世了，亲戚家让她带一个乐队来。这是她接的第一单，这个单子对于一名新手来说无比重要，它意味着你获得了“入场”资格：你能接到单，就能给别人一个人情，你以后的生意就稳了。这个丧葬乐队是自由组合的，依靠熟人社会中“礼尚往来”的规则运行下去，如果你让我有生意做，那么我也会喊你。

在那个葬礼上，要入场时的林冬非常紧张。师傅说，没事，你可以小声点吹，这样吹错了不容易听出来。她感觉很害羞，周围人都在看自己，那些人都是熟人，一看她，她就想笑，一笑，就要吹走音。不过现在她说自己”脸皮厚了起来“，只盯着乐器，集中精力吹奏，不管别人怎么望着她。

冬天的太阳出来了，师傅从另一个村子赶过来，把女人们喊在一起准备练习乐器。这两年他带出了三十多个女学员，但男学员只有两个来找他学习。

“男学员没有耐心的，搞一下就不想搞了，也瞧不起这点工钱。他们都出去打工了。“师傅说。

这个村的多数男性劳动力都外出去打工了。有些人会选择近一点的地方，在长沙、龙山、恩施、巫山，车程不超过一天，这样他们想回来看看孩子也能快速赶回家。

她的先生朱勇外出务工找了扎钢筋的活，每天工钱300元左右，雨天休息，在很高的楼层边工作。两人每天都要视频聊天，互相说这一天都做了什么。

林冬的小儿子在村里的希望小学读三年级，女儿在县城技工学校读高三，那个走了很多年山路的女儿变得非常内向，她与父亲的关系一般，林冬让她多给父亲打电话问候下，她觉得能说什么呢？吃饭了吗？吃了。成绩如何？还好。她的婆婆八十多岁了，老人最近一直感觉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先是头晕，再是吃不下饭，她形容自己不行了。更多时候她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呆呆地望着前方，春天，老人有时候会偷偷去摘茶叶，说想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。

四

乐队的人数和成员并不是固定的，大家认为这个形式会更好，这样会让其内部没有等级，大家短暂地聚集在一起，依靠“人情”来维系彼此的关系，“我这一次喊你去了，那下一次你也要喊我去。”

林冬有个本子专门来记录这个“人情”，某月某天接了谁的单子，喊了谁，谁喊自己。整个乐队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运行下去。林冬说，这都是明面上的礼尚往来，不能考虑私人感情。

下半年她接的单更多，林冬算了算，差不多服务了100多场葬礼。她的一位亲戚的亲戚去世了，对方让她找15个乐手，一个月后，又有一个亲戚的母亲去世了，对方也让她找了15个乐手，没多久，一位亲戚的父亲去世了，对方让她找了14位乐手。重要的不是接这几个单挣的钱，而是这几场葬礼有44位乐手得到了林冬的人情，她们必须在将来还这个人情。这就等于林冬会在未来得到44笔确切的生意。

也因此，谁能抢到单成了最重要的事情。有人告诉我隔壁乡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一些老人得了绝症后，当地的乐手们会买点东西去看望，走的时候给老人家里说，如果将来需要乐队，记得找我。林冬对这种做法感到厌恶。她说尽管是做这项生意，但是不想盼着谁去死，不能没有良心的。

乐队“演出”并不局限于周边村镇，林冬和田继红服务过最远的葬礼是在四川郧阳，主人家出车费。葬礼当天，林冬觉得棺材有点骇人，“就是几根大棒捆在一起，一些缝隙就直接用透明胶缠住。我都不敢往里面看。”

多数时候，林冬觉得自己已经看惯了死亡，不觉得害怕或者不安了。有一次在恩施殡仪馆，他们围绕着一位过世的老太太吹奏，老太太就躺在那里，其他人都不敢看，林冬走近她身边，特意侧身仔细去看了一眼。她长得很美，90多岁了，还画着妆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

也有人议论他们，说吹那么一下就100块钱，但女人们说这项工作远远没有看上去那样轻松。前期学会乐器已经非常艰难，等到能出场了，活儿也不轻松，一场葬礼要吹奏40分钟左右，现场可能同时有其他乐队在吹，还可能有花锣鼓、山梆鼓、道士等在敲击吹奏。附近还有鞭炮在燃放。烟雾弥漫，在这样的“闹热”环境中，要坚持演奏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

如果需要参加次日的送葬环节会更辛苦，在农村，送葬上山的时刻多为日出前，有凌晨5点的，也有凌晨3点的。乐队必须在这个点之前赶到。恩施部分农村地区依旧实行土葬，有些墓地选地较远，乐手们要走上10多公里，扛着乐器，边吹边走，“没有那么容易的。”

乐手们还要面对各种突发情况，林冬记得有次送葬，只有她一位吹奏的乐手和两位敲击的乐手在现场，其他三位乐手还没有赶到。但上山送葬的时刻已经到了。没有小号起头，林冬吹奏的中号不得不硬着头皮吹奏，吹完了两个曲子，她往后一看，其他号手还没来。

几个号手此时正在一辆长安车内，司机说，“我慢慢开着车，你们几个拿好乐器就直接下车。“中号乐手戴着眼镜没看清，跳下车就摔了个跟头，另一个小号乐手也心急，慌忙中跳下了车，没成想下面是个半米深的水沟，一头给栽进去了。等到她们赶到时，送葬仪式已快要结束了。

林贵菊是小号手，她选择吹小号的原因无外乎是，难度高，会吹的人不多，而小号是一个丧葬乐队的灵魂，缺谁都行，但不能缺小号手。这意味着小号手永远是最抢手的，挣得最多，有时候征调不到小号手，必须要从其他地方请专门的小号手加入。

林贵菊有两个孩子，做乐手之前，她买了一辆七座的车，做客运生意，专跑县城到乡里的线路，每趟四元。现在她全心吹小号，每个月能接到20多场单，月收入在5、6000元左右。

丧葬乐队让这些妇女有了更高的收入，这些金钱会带来部分掌控感吗？女人们都说与之前相差无几，但仔细看看，她们很快就变得爱美起来了，买自己喜欢的衣服，买让人变漂亮的化妆品，林冬没舍得买100多元的口红，但还是给自己买了支几十块的变色唇膏，给自己染了个发色。

村里的广播就安装在林冬家旁，每天早晨7点，那里开始播报全县的一些新闻，林冬早起后听着广播把屋前屋后打扫了一遍，今年的疫情让她更倾向于待在这个小地方了。她想把小孩送“出来”后（读大学），再慢慢做打算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女人们在这里一天天老去，背负着各种身份，一位母亲，一个儿媳，一名妻子，一个农民。乐器会给她们带来别的什么吗？女人们也只会说，“好玩呀，它让我们变得快乐。”

林冬和田继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，这里的方言叫“玩得好的”，林冬说喜欢她的直爽，有时候他们在一起研究那些简谱，各类调值。那些名称都是英文，F调啊，降E调，刚开始也看不懂，就问问自己的孩子，ABCDEF一个个慢慢学。“音符上面打点点就是音要高一些，下面打点点就要低一些。降b调是最难的，它的音要高一些，需要更多的气息。《家和万事兴》就是降b调。不好学。”

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林冬来到田继红的家里。她们俩在坐在火炉旁，学习着一首新歌，然后对着手机里的简谱，对着笔记本上的谱子，打着拍子，一起唱了起来。

 在亭子里练习的乐手们


深山里的林冬的老家
林冬与田继红在识记简谱
正在吹奏的林冬
小号手林贵菊
葬礼上的花圈
电子炮竹
参加葬礼的人，手里拿的纸巾是送人情后的回礼
急忙赶来的鼓手
 宗族后代送的牌匾
 参加葬礼的亲戚手拿着祭祀物品
 传统的花锣鼓都是由年纪较大的男性组成
 这两年也兴起了年轻女性为主的花锣鼓队伍
 准备进场的乐队
人们手举花圈，准备进入灵堂
准备入场的林冬和田继红
 在灵堂演奏的林冬与其乐队
 演奏中的乐队
 小号手在演奏
 参加葬礼的人
灵堂上方 

本文作者

旁立

三明治短故事学院项目负责人，三明治作者及编辑。土家族，来自湖北恩施。最近会一直在西南山区。想要写好的有公共性的故事，欢迎提供选题。

我的邮箱是：[e-mail]

主要作品：《张定浩：现在对所谓的年青一代写作者越来越宽容》《Don’t cry,girl》《一个女孩去职校读书意味着什么？》

给作者赞赏

关于“恩施时分”系列

今年五月，我从上海回到家乡恩施。这里穷，远离省城，远离一切中心。我回到了村里。对于一些大城市，比如北京和上海，我可以用很简短的话表明我的态度。但这个村子，这个县，不是“白天”和“夜晚”，而是“薄雾时分”和“黄昏”。有时候我会被它迷惑。这两个时候人的判断力最低。

恩施系列也是我想要表现这里的“薄雾时分”和“黄昏”。那些处于明亮和清晰之下的人和事物。那些交织在这里的模糊与暧昧。只有你走进去，去体验，然后把自己变成和这里一样的人之后才能看清部分本质。

我们游荡在山间。

阅读更多“恩施时分”系列作品


一个女孩去职校读书意味着什么？
一场恩施婚礼：没有人会在意锅里的灰

重磅嘉宾加入2021新年每日书带来梦幻联动

正在报名中

带你找到新的愿望，新的能量「Story Heals放轻松」故事许愿礼盒
放——轻——松，这是你最需要的新年礼物

三明治签约作者吴楠作品

中国LGBTQ群体的真实故事了解支持请点击下方图片，阅读详情

把生活变成写作，把写作变成生活三明治是一个鼓励你把生活写下来的平台